养老“第三支柱”如何撑起来？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

　　养老“第三支柱”如何撑起来？

　　阅读提示

　　截至2022年底，个人养老金缴费人数613万人，总缴费金额142亿元……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后，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个人养老金行情迅速升温。目前，收入较高且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积极性较高。未来，个人养老金制度有待进一步调整优化，进一步提升产品吸引力。

　　去年12月底，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的张华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并“顶格”存入了1.2万元，为自己的未来养老“支”起了第三支柱。

　　2022年11月25日，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发布通知，明确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北京、天津、上海等36个先行城市和地区启动实施。银行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个人养老金行情迅速升温。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1954万人，缴费人数613万人，总缴费金额142亿元。人们对个人养老金到底是怎么看的？《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

　　2022年12月初，为了帮在银行工作的高中同学完成年底工作量考核，在天津一家设计院工作的刘伟线上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了1元钱。“过程不复杂，填写相关信息，进行短信验证，就开户成功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人和刘伟一样，是被在银行工作的熟人拉着入局的。

　　个人养老金制度开始试点后，首批有23家银行可以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包括6大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以及5家城商行。

　　一场客户争夺战也由此打响。各大银行纷纷通过返现金、赠送消费券、积分等手段“拉新”。2022年12月29日，词条“每周60个新开户指标，个人养老金争夺战下的银行理财经理‘喊苦’”一度冲上热搜。

　　刘伟在开户后，获得了50元现金返现。对于是否继续往个人养老金账户存钱，他仍持观望态度。

　　税优是个人养老金的吸引力之一。按照制度安排，个人养老金开户后，可以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按照个人养老金的实际缴费金额进行税前抵扣。刘伟表示，自己的年收入在12万元左右，本身交税就不多，因此减税效果并不明显，可以再等等看。

　　个人养老金背后的“两本账”

　　与持观望态度的刘伟不同，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的张华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经过了深思熟虑。

　　2016年开始，他所在的企业开始为职工缴纳企业年金，这为张华的养老支起了第二支柱。这次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张华是想“支”起第三支柱，为自己养老多一份保障。

　　张华今年35岁，年收入在35万元左右，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减税账。

　　除去包括房贷、赡养老人两项专项附加扣除在内的各项扣除，他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约在18万元左右，适用于20%的税率档位。如果能再扣除1.2万元的个人养老金，那一年可以少交税2400元，按60岁退休计算，他可以少交6万元。

　　关于投资收益，根据制度安排，在投资环节，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税。

　　张华告诉记者，对于养老产品投资，他更看重的是稳健性，而非高收益。因此，他更倾向于选择相对保守的储蓄，“相当于为未来养老多存了一笔钱”。

　　按照3%的年化收益率计算，张华如果每年持续缴纳1.2万元，缴纳25年至退休，缴税后，他能从个人养老金账户中拿到43.71万元。

　　在福州一家国有银行工作人员张欢看来，个人养老金更适合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人群。在她接触的开户客户中，收入较高且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积极性普遍较高。

　　提升个人养老金制度吸引力

　　由于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投资风险。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合理使用存入养老金个人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养老金融产品？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建议，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年龄、财务情况和心理承受能力进行投资。比如，年轻人可以选择购买风险相对高的养老基金和养老理财产品，中年人投资要趋向稳健，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可以选择相对保守的养老储蓄产品。

　　根据规定，个人养老金产品由金融监管部门确定，进入个人养老金“白名单”的产品要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4个属性，从而更好保障退休人员的生活。《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也强调，销售机构要以“销售适当性”为原则，做好风险提示，不得主动向参加人推介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下一步，个人养老金制度如何更好地完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前理事长戴相龙建议，今后，可以把个人养老金最高限额提高到1.8万元以上，扩大税收优惠。同时，对个人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率实行保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进一步提升大家参与个人养老金的热情。

　　“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灵活化趋势，未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可以考虑将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打通，或者建立两者之间的衔接办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鲁全指出，目前，第二支柱是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缴费，如果劳动者换了工作，新单位又没有企业年金计划，那么他的第二支柱就会中断。他建议，增强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之间的协同功能。(文中刘伟 张华 张欢为化名)

　　王维砚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